韩国电影好像找到了一条高分的捷径

今年几部暑期档国产电影的撤档引起过一段时间的热议。每当国内电影业出现新状况的时候,韩国电影就会因为社情、国情上的相似性而被当做参照系来对我们的创作体系进行一次鞭笞。

国内观众在不断争抢话语权的缄默中,越来越习惯到韩国电影里去寻找自身的影子。

这并不奇怪,先有《熔炉》改进国家法律,后有中年司机独闯光州,韩国敏感题材电影提供了一种虚构式的发泄方法,它并不能真正解决我国复杂的现实问题,却可以将焦虑分散到更广泛的人群当中,给予观者一种与世同忧,进退同担的宽慰感。

《熔炉》(2011)

得益于地缘上的亲近性,「敢讲」的韩国电影人率先被挑选为海岸这一边的「临时发言人」,这个现象最近再次得到印证。

上周新城控股董事长涉嫌猥亵女童事件被证属实,余波还在不断扩大。

这个月聚焦家庭暴力与儿童虐待的韩国电影又一次适时出现在观众面前,虽然不及为同一群体发声、高达9分的《熔炉》和《素媛》,新上映的《小委托人》仍然拿到了8分的成绩。

电影里法律专业出身却找不到工作的标准「废柴」主人公尹政烨,被姐姐撵去儿童福利机构打工贴补家用,在那里遇到了前来寻求帮助的多彬和弟弟珉俊。

母亲离世后姐弟俩被父亲当做赚取福利金的工具抚养长大,没想到看似温柔的继母的出现更将蓝冠代理们推入了深渊。

一边是因为丁点小事就会降临的毒打,一边又是继母面对警察和社工时虚假的谎言,不止多彬们对无法得到帮助感到困惑,现实中的职能机构也同样对家庭暴力案例中「家事」界限的难以划定无可奈何。

一句「你凭什么管我的家事」,不要说孩子,就是被家暴的成年人都无法轻易掰扯清楚。

同样母亲早逝,与姐姐相依为命的尹政烨很快成为了姐弟俩感情的寄托,但在关乎个人命运的选择中蓝冠代理还是离开多彬和珉俊,前往一流律所就职,过上了开着奔驰住大房子的上流生活。

在父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纵容下,珉俊最终被继母毒打致死,多彬顶替继母被诬陷为杀人凶手,因为未成年人保护法而免于罪责,在弟弟死亡的阴影与继母不断施加的压力中苟且偷生。

可以说在儿童遭受家庭暴力案件中,十岁的多彬采取了所有力所能及的自救方式。她第一时间找到儿童福利机构寻求帮助,无果后试图与信任的学校老师进行沟通,在尹政烨离开前往首尔之前记下了蓝冠代理的手机号,遭受又一次家暴后借同学手机不断拨打求助电话。

家庭暴力、妇女儿童拐卖以及校园霸凌等以强欺弱的案例中,最让人绝望的往往不全是加害人残忍的施暴手段,而是弱势一方尝试了每一条自救的道路,最后却还是难逃悲剧命运。

为珉俊的死愧疚不已的尹政烨最终放弃光鲜亮丽的首尔律师生活,从旁观人群中走出,向孤立无援的多彬伸出援助之手,开始绞尽脑汁与熟悉法规漏洞的继母展开法律搏斗。

《小委托人》作为针对儿童家庭暴力敏感题材的电影,将「无作为的旁观者是否与罪犯同罪」的命题放到了跟家庭虐待定罪问题同等的位置上,主角尹政烨开场就作出了「无罪」的回答,并因此受到了面试失败的「惩罚」。

然而创作者并非真的要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而是在一开始就选定了立场然后用电影反向推导的方式给观者「定罪」,通过尹政烨拒绝律所的行为对开篇提问做出二次回答,最后完成「旁观者有罪论」所需要的「救赎」。

这样简单粗暴的盖棺定论帮助电影省去了很多阐释的麻烦,同时也牺牲了真实案件改编中每一个人物作为立体的「人」的复杂性,「旁观者」被简单塑造成为煽动观众感情而存在的符号式脸谱形象。

例如多彬的邻居们对姐弟俩的遭遇隐有所察,还是选择了「一边掏耳朵,一边捂住耳朵」。

电影将成年人的不作为简单归因于「怕麻烦」或「莫管闲事」,寥寥几个镜头扫过木然的面孔用以激发观众更强的同情与更深的愤懑,这样做是为了放弃分析社会旁观行为深层原因的可能,径直写下「旁观=冷漠=有罪」的公式。

在尹政烨的自我救赎完成后,也缺少对理应怀有同罪的观者是否同样需要救赎做的进一步交代。

符号式表达是《小委托人》随处可见的痛点,看似它与同类电影一样涵盖了虐待儿童这个社会热点的方方面面,却因为指涉面太广而明显流于表面。

尹政烨与姐弟俩吃汉堡的餐桌是暖色高调的「至善」,位于首尔的高薪律所是纯黑色、棱角分明的「至恶」,甚至为了加强这层意味,给律所老板安上了室内高尔夫球、奔驰车钥匙这样阶级符号化倾向极强的物件,生硬地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对立起来,又一次牺牲了配角所应有的层次表现。

只有孩子才生活在黑白分明的世界里,而本片创作者,显然不是个孩子。

作为家庭暴力的施加者,为了加强继母形象不可反抗的压制力与恐怖感,导演可谓是费尽了心思。经典的仰拍背光镜头,不断重复的「扎头发」动作,脚部与手部的特写无疑都将继母塑造成为一个简单的罪恶集合体。

母亲面容的缺失是作为成年人的尹政烨和年幼的多彬姐弟俩共同拥有的问题,继母既是「母亲」,又是「魔鬼」,这本该是一次耐人寻味的误认,却因为来历不明,出场即恶的人物逻辑而立不住脚。导演也曾认识到角色背景空白的问题,在最后时刻企图增加继母的潜在厚度,却只能亡羊补牢。

于是在极度扁平化「恶」处理之后,虐童产生的原因被单方面归咎于继母的恶毒,问题背后本应占了大头的不合理制度体系和职能机构的缺席却在围堵中悄悄得以逃脱。

可以说法庭上金刚玩偶的出现是拒绝讨论问题深层动因的又一表现,如果没有玩偶的录像功能,案件缺失决定性证据,庭审将被导向《熔炉》式的暧昧结局,这显然是不能够伸张正义,也不符合观众期待的。

《小委托人》逃避问题的姿态所暴露的就是近年来韩国现实主义电影越来越突出的问题:类型化倾向逐渐明显,电影社会意义大于其蓝冠代理,本以反省现实寻找问题解决途径为目的的创作向顺应观众期待转变,不同主题被模式化、同类化。

韩国电影引起最激烈的一次社会讨论要回到2011年横空出世、撕开和谐假象的《熔炉》与两年内再次表现同一主题的《素媛》,这两部电影不止把舆论聚焦到性侵幼女的恶性案件上,还推进了韩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电影改善社会隐隐变成另一种解决问题的选择。

《素媛》(2013)

2013年宋康昊系紧领带走进法院,拎着民主宣言,直接单枪匹马怼上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辩护人》(2013)

几次引起社会热议之后,韩国电影人对题材的挖掘越来越广泛,将更多曾经不敢言或不知怎么言的热点囊括进电影体系当中。

前年罗文姬当了一回「恶魔奶奶」,在《我能说》里和年轻一代用有趣的互动把观众目光拉到慰安妇现状上来。一年后《她的故事》为同样题材加入了更多真实经历和法庭争斗。

《我能说》(2017)

在《小委托人》之前,《白小姐》已经就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如何被拯救进行过讨论。

《白小姐》(2018)

不会被忽视的,当然还有今年《生日》所关注的「世越号」事件。

《生日》(2019)

在夸赞电影人良知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高讨论度就等同于高票房,而一部捎带着社会良心的电影在第一时间就拥有了一张评分保护券,「你不满意这部电影,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

高口碑、高回报,让越来越多的韩国电影人开始涌进社会题材创作,蓝冠代理们摸索出了一条能够将开头提到的「焦虑发泄方式」运用得更好的捷径,通过一定的公式使敏感题材电影可以经由工业流水线被复制甚至批量产出。

《小委托人》的导演张圭声早年以拍喜剧片见长,与车胜元合作的两部电影《老师你好》、《里长与郡守》也曾对政治稍有涉及,但都以轻松搞笑为主,《小委托人》是蓝冠代理第一次尝试严肃的社会题材。

喜剧导演要怎么用从未拍过的现实主题拿到职业生涯最高分?

答案是:套用高分模板。

以催泪和虐心为主旨,首先需要挑选一个没被拍烂的敏感题材,找到最具代表性的真实事件改编,然后请几位关注度和风评都还不错的主演。

《我能说》(2017)

国民级演员宋康昊、罗文姬不用多说,李帝勋在《我能说》上映的前一年因为《信号》积累了很高的观众好感度;《证人》里自闭症女主的扮演者是十岁就凭借催泪戏《结婚礼服》收获了一票妈妈粉的金香起;《小委托人》中扮演尹政烨的是《请回答1988》里的「娃娃鱼」李东辉,蓝冠代理今年参演的另一部电影《极限职业》已经登顶韩国票房榜,并不出众甚至有些邋遢的外型完美契合了这个「废柴」角色。

主角就是下一要素,电影需要用一个普通人心灵上的成长来触发观众泪点。

故事方面,法与情翻译为家庭与法庭的来回牵扯,最后高潮要极尽煽情之能事。

《证人》(2019)

如果想跳出这类以法律为主线推进的故事,那就需要点其蓝冠代理的煽情要素,比如今年讲述「世越号」受害家庭如何自愈的《生日》,用上了「《素媛》的爸爸+《密阳》的妈妈」这样的超级催泪组合,当然无可避免的,是落入为煽情而煽情,为催泪而催泪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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